这些年，你还记得用对讲机 大声聊天的出租大佬吗？
浏览次数：565 | 日期：2015-07-16
这些年，你还记得用对讲机 大声聊天的出租大佬吗？
从家乡攸县的乡村来到深圳，落脚石厦，开车、交班、回家，日子似乎十几年不变（图①②③），但手机预约的新接单方式（图④），还是折射了时代的变迁。
石厦村内的祠堂，对聚居在村内的攸县的哥来说，本地人的祠堂与他们没有半点关系。
大约从2002年开始，深圳出租车行业车载通信设备从过去的对讲机逐渐替换成数字化通信设备
2005年以后又普及了与GPS相连的通信系统
到2008年以后，新的车载通信设备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
但是作为一段历史，对讲机永远地留在了这些攸县的哥的记忆中
车载通信工具是当代出租车司机职业的一个必备装置。
上世纪90年代起就陆续来到深圳的攸县的哥们，
一提起当年那个“一呼百应”的黑色玩意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里面藏着不少只有这个特定群体才明白的奥妙。
2008年以后，
昔日出租车上的对讲机已被数字化新的通信设备所替代，
但对讲机时代智斗歹徒的故事
和那个时代老乡之间的亲密情谊却成了一个个传奇，
见证着曾经的岁月与时代的变迁。
“他们冬季穿着土黄色的工作服，色泽黯淡、面料粗劣；其他季节一件改革开放前流行的蓝衬衣，一口听不太懂的普通话……那些司机很少与乘客交流，通常才问清客人的目的地，就边开车边用一种方言旁若无人地大声跟扩音器里的人‘喊’上了，里面传来的对话声响亮而嘈杂，有时像吵架一般，但从司机的笑声判断又不像是吵架，令乘客心烦气躁。”
2005年从上海初到深圳的丁未，这样描述深圳的哥给她的感受。这大约也是许多深圳人记忆中很熟悉的场景。
后来，与攸县的哥们成了朋友的丁未，常常毫不讳言当初对他们的反感。这些出租大佬也并不否认开车时互相聊天的安全隐患。但出乎丁未意料的是，令乘客深为不满的车载通信设备——对讲机，对他们而言却是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件物品。好几次，在不同的司机家中，只要一提起对讲机，围坐的司机们就会变得意气风发。
自设频率的“台长”
的哥使用对讲机的本意是用于总部与司机的信息联络和车辆调度，但攸县的哥们很快发现了对讲机的一个秘密——可以自己调频率，而且自由组合人员、自由对话。
朱国干1994年就来到深圳开出租，在那个对讲机时代，他被称为“台长”，一共“自设”过4个台（频率）。当年，他打听到对讲机可以自己开频，便在皇岗花了30元成功开通了一个新频率。他很快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老乡、同行，因为在他看来，那时候他们从攸县初到深圳，没有后台，需要抱团。有了新的频率，公司那边搞不定的事情，就可以求助老乡台。
于是，在攸县司机的对讲机中都有了这样一个“广播”模式，就像一个大厅，每个人说话所有人都能听见。人越来越多，降低了传播效率，朱国干又陆续开了4个台。刚开始有对讲机时，在深圳开出租车的攸县司机大约有1000人，消息不胫而走，自设频率的现象迅速蔓延。攸县司机刘志中说，只要是老乡，大家聊得来，就把调频率的密码告诉他。最多时刘志中可以进入六七个台。
一呼百应的对讲机
当初有个攸县新司机不识字，在来深圳的头三个月，对讲机几乎成了他唯一的依靠。大家通过对讲机帮他指路，告诉他哪个地方有什么参照物，交通事故怎么处理。朱国干也道出了新司机不通过对讲机问公司总台的主要原因：一些攸县司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字也认不全，把“文锦路”说成“文绵路”，把“立交桥”说成“辣椒桥”。
绝大多数攸县的哥都是从夜班司机起步的。深夜的深圳，灯红酒绿的背后也有不少奇人异事，酩酊醉汉、吸毒卖淫、嫖娼抢劫……司机们都遇到过。尤其是出了“关”，关外的荒凉黑暗之处，更是罪犯的温床。所以夜班司机们在出车前都会用对讲机“布阵”——了解彼此方位。
的哥吴波建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深夜，对讲机里有一个司机说自己拉了一个香港客人和两个小姐，从罗湖的南国影院到沙井村。那位司机发现后面有一辆车一直跟着，从罗湖一直到翠堤湾。当时的翠堤湾人烟稀少，后面那辆车在那里将出租车截停，然后劫犯就上了出租车，令司机掉头往罗湖开。吴建波听到对讲机里说：“不好了，有两个人抢我车上的客人，他们要我现在到沙头角，我现在××位置。”其他出租车司机马上报警，他们在对讲机里说攸县话，相约在罗芳路口去搭救。而劫匪根本就听不懂。就这样，攸县司机在那个深夜将劫匪的车堵住，劫匪持刀将一个司机捅伤，最终两个劫匪被擒获。
这个一呼百应、就近救援、擒拿劫匪的故事，至今仍在石厦村的攸县的哥圈中不时被提及。而在类似的故事中，劫匪听不懂的攸县方言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异乡人的心灵港湾
利用对讲机形成同乡社群的另一个功能，是为在异乡的攸县司机们提供了强大心理支持和情感沟通渠道。曾小兵至今还记得，当他接到第一个客人时，正好对讲机中有位夜班司机问他“今天开张怎么样”。当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至今他仍记忆犹新。虽然对讲机中更多是“今天生意怎么样”、“拉了什么客”之类的聊天，但是在曾小兵看来，对讲机对于这些一天拉客12小时、长期高强度工作的司机来说，也是一种心理宣泄。
有时候哪位的哥家出了什么事，的嫂就打电话给总台，总台一报，听到的老乡就开始人传人接力，把话捎给丈夫，直到对方知道为止。杨建平的老婆说，当年没手机、没电话，要找老公，就跟老乡说下，在对讲机里叫一声。
大约从2002年开始，深圳出租车行业车载通信设备从过去的对讲机逐渐替换成数字化通信设备，2005年以后又普及了与GPS相连的通信系统。但由于设备的更新是与出租车车辆的更新（出租车每5年更换一次）同时进行，因此，2005年仍有一部分出租车还在使用对讲机。到2008年以后，新的车载通信设备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但是作为一段历史，对讲机永远地留在了这些攸县的哥的记忆中。
■ 固守与变迁
熟人间小社会与他们的观音像
来自黑龙江的东北司机刘清明刚开始无意中闯入攸县人的频道，但很快他就“被迫”离开了。随着攸县人的增加，无线对讲机里的同乡抱团观念越来越重，很快就只剩下清一色的老乡。在丁未的调查中，这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似乎有着分明的社群边界，以血缘、地缘、方言为标志的地域分界是他们编制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基础。而且，十几年过去了，对讲机时代已被手机互联网时代取而代之，这种地域性区隔却似乎非常顽固，很难被打破。
现年37岁的易东海1998年从攸县网岭来到深圳石厦村居住，他从2000年起使用手机，2008年起担任公司的“协管员”，负责将公司的通知下达给车队的司机。他的电话通讯录里有81个联系人，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攸县为范围的同乡关系，共计61人，其中的哥31人；二是攸县老乡以外的联系人，关系也同样单一，完全没有超出职业的范围，比如公司管理人员、修车师傅、乘客等。易东海称和第二类人很少联系，有事才打个电话。
